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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js333娱乐场中华哪些回应西方两大力量板块,自高与偏见

导语: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紧迫性愈加凸显。近日,太和智库举办专题研讨会,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文汇报》资深驻法记者郑若麟先生结合他在法国“舌战群儒”的亲身体验和“执笔为戟”的工作经历指出,新时代,媒体宣传已经成为中西方模式博弈的竞技场,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为此,我们必须了解西方的游戏规则,讲究技巧方法,注重长期经营、布局累积,久久为功,唯此方能获得实效,让中国故事在新时代更加鲜活精彩,拨动西方和世界的心弦。现将其主要观点梳理成篇,以飱读者。

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两大力量板块?

郑若麟: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两大力量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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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搞清西方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玩弄“操作”是西方媒体的惯常做法,其结果直接影响社会民意和政治走向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世界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理论上的“西方”,一个是现实中的“西方”,两个“西方”的表现往往截然相反。理论上的“西方”,政治体制、制度设计、社会管理公平公正、自由开放,但现实中的“西方”,却幕后操作盛行,超出想象。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所谓的“公平公正”常为政治所操弄。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时,有一个官方正式确认的总统候选人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就是总统候选人,而1995年我自认为跑遍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集会,但令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当时居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根据法国的选举规定,每名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都应是一样的,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舍米纳德呢?我通过全面观察,终于发现了他们操作的手段和技巧。舍米纳德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长度的确与希拉克等其他总统候选人一样,但却往往被安排在很少有观众的播出时段,比如凌晨三四点,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没有多少选民了解他的观点,其得票率极低自是必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方所谓的“公平公正”往往只存在于理论上,而实践中的“公平公正”往往会被“操作”掉。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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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耳熟能详的“言论自由”,在西方政治形态中其实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是由法律的有形框架和“政治正确主义”的无形枷锁严格限定的,框架和枷锁一旦确定,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上图
: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卸任不久后因癌症病逝。翌日,一本名为《大秘密》的书问世,作者是密特朗的“御医”Claude
Gulerg。他在书中透露,密特朗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的六个月后,即被查出患上了癌症。当时知晓此事的几名医生被告知这是“国家机密”,绝对不允许对外界透露一丝一毫。当时法国还有一本名为《病夫治国》的书,该书揭露了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向公众隐瞒癌症病情,最终死于任上,引起法国舆论的轩然大波。因此,密特朗竞选时便许下诺言,将每年公开一次他的健康报告。但如果信守承诺公布癌症诊断结果,密特朗的政治生涯将划上句号。于是总统的癌症成为“国家最高机密”,医生们在积极为密特朗治疗的同时,对外公布的却是“总统健康良好”的虚假报告。显然,这一隐瞒改变了法国的历史进程。密特朗不仅没有辞职,还继续了“病夫治国”的传奇,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患有癌症却成功连选连任的总统。《大秘密》一书是1996年1月17日运至书店的,我当天上午就去抢购了一本,可第二天这本书就被禁止发行了。除了已经卖出的四万册外,其他剩余全部被查封,理由是“医生无权向公众透露病人病情”。“该书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这一明显违反法国宪法出版自由规定的判决是由法国巴黎大法庭做出的。为此,作者与出版社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直到多年后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法国司法判决违反欧盟人权规定,这本书才得以解禁。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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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法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撒起谎来照样“脸不红、心不跳”,甚至堂而皇之。试想如果选民了解到密特朗已经身患癌症,还会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他吗?二是法国司法当局在必要时照样会以“法律的名义”禁止个人的言论自由。

纳瓦罗的“坦率”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我手头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法国着名记者Henri
Alleg所着的《问题》。我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朋友介绍与Henri
Alleg见过面。当时我的朋友说,你不是想了解法国吗,我介绍你认识一位坐过牢的法国知识分子。《问题》一书是Henri
Alleg在狱中写的,揭露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酷刑的秘密。其中有一段非常着名,Henri
Alleg引用一名审讯他的军官的话写道:“你会开口的!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将开口!我们在印度支那打过仗,使我们有了认识你们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就是盖世太保!你知道盖世太保吗?”然后这名军官挖苦Henri
Alleg说:“你写有关酷刑的文章,是吗?混蛋!好啊!现在就让你尝尝法国陆军第十伞兵师送给你的酷刑。”这本书一出版即被查封,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才解禁。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纳瓦罗的“坦率”

因此,给西方人讲故事,千万别被其所谓的“自由客观、公平公正”给唬住。曾长期旅居法国的作家、《谁在导演世界》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作者边芹有这样一个观点:只有随意发生的事件,没有随意产生的新闻。这是一句应该列入我们新闻教学的至理之言。每一则新闻都会被当作某种工具,传递某种信息。既然是工具,那么必要的设计与安排是很自然的。我身在西方,二十多年近距离观察西方的媒体与舆论,对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深有体验。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西方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财团、政府和媒体,而不是立法、司法和行政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在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权力架构并不是很重要。德国历经四个多月,近日才完成组阁谈判,新一届德国政府可能今年3月底才能成功组建,但德国社会照样运转。比利时曾经差不多一年没有政府,社会运行也没什么问题。这说明,西方国家的权力中心不是政府,而是一个比政府权力还要大的隐形集团。根据我在法国当记者十多年的观察研究,我发现法国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财团、政府和媒体,其中财团的权力是最根本、最大的。在西方,如果财团出现问题,哪怕政府再强有力,社会也运转不下去。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西方国家的宣传职能主要由媒体、广告、电影承担,其背后无法摆脱财团的影响。西方财团控制的媒体非常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制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征服性特征的文明。只有把西方的体制说成是世界最好的体制,才能有征服他人的依据。所以西方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正确主义”限定着西方的媒体必须扮演“宣传西方体制至上”的角色。西方国家都有舆论风向标,法国有《世界报》和《解放报》,美国有《纽约时报》,这些报纸的报道就是一种政治定调。西方民众看中国发生什么事不是通过《人民日报》,而是通过西方的主流媒体,认为那些主流媒体的报道才是客观的。西方国家的广告发挥着强大的灌输功能,广告也都是由财团管控和操作的。财团做的广告,表面上看是宣传商品,但仔细分析,这些广告都在用同样的逻辑影响你,他们会暗示只要你买了他们的产品,你的生活就会得到根本改观,然后引导你去想,为什么会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那是因为西方的体制好、制度好。电影更是西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有力工具。西方政府资助拍摄的电影一定是有目的的,只不过常常冠以艺术片之名。比如法国文化部支持的戛纳电影节及其旗下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电影无一例外是表现中国负面形象的。看清这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西方所讲的故事是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的。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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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在西方,讲好西方故事的责任在于媒体、广告和电影,而在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中国的媒体宣传基本上不为西方所接受,中国的广告还未能很好地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中国的电影亦未能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也就落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比谁的嗓门大、喇叭多。当人家不听你讲的时候,你的声音再大,他们也会把耳朵堵上。不要以为办几个外语电视台,甚至办到外国去,就能够夺得话语权,其实这只是在比嗓门大,是对话语权天大的误解。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通过西方的媒体,因为这才是西方公众信任的媒体。如果你去问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是否会看中国媒体的报道,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因为他们认定中国不是一个自由选举的体制,所有媒体都是官方主导的,所以会选择性拒绝接受。这种背景下,你在中国的媒体上喊破嗓子他们也不会去听去信,只有在西方的媒体上发声,他们才有可能去看去听。在话语权之争中,用好西方媒体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总之,与西方交往,不仅要和政府打好交道,还要与财团、媒体打好交道,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讲究技巧方法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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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故事,如果只是一味直白地说中国体制如何好,中国人民如何友善,是绝对行不通的,相反还有可能被别人当成反面教材。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特殊背景下,要把中国的声音传播出去,就一定要找到突破口,讲求技巧方法。

对此,纳瓦罗表示,特朗普并不需要华尔街高管的努力游说,那只会造成反效果。“我要重申,华尔街须退出中美谈判……把你们高盛的钱带到俄亥俄州的代顿,在美国投资。美国总统不需要穿梭外交。”

上图: 11月9日,美股科技股大跌,道指收跌逾200点 。

用好“弱者”的优势

……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我曾到法国电视台,同法国外交部人权国务秘书和绿党总统候选人辩论西藏问题,当时所有法国的舆论都认为中国军队镇压了藏人,显然我还没去就已经处于劣势,要把这个局面掰过来绝非易事,更何况对手是能言善辩的政治家,我处于“弱者”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向电视台提出,我是外国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讲话的时间,而且尽可能要求辩论双方不要打断对方的发言。我还专门预设了在发言时遭到对方打断时的回复。不出所料,辩论中,对方频频打断我的话。于是我适时抛出了我的回复说:“你们请我来,不是让我作为被告来听判决书的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这句话效果非常之好,对电视观众震动非常大,观众会认为,即便你认为对方没理也不能打断他,更不能不准他讲话。法国观众虽然不一定完全赞成我的观点,但对一个“弱者”遭到无理对待还是非常反感的。因此,我作为“弱者”反而赢得了优势。一周后,该电视台又请我去。我觉得奇怪,因为一般法国电视台不会反复请同一位嘉宾。着名主持人Paul
Amar告诉我,上一期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收到大量观众抗议,质问为什么请了一位中国人来,却不让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电视台不得不再次请我来发言。显然,我的举动博得了观众的同情,也让观众更加愿意聆听和相信我说的话。

这可能是白宫高官最直截了当地对华尔街提出的警告。考虑到目前占据着白宫的,正是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而华尔街当然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因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今天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争斗已经开始公开化、白热化。只是我们对此显然追踪、研究得远远不够。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用西方的“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研究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上,研究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

对此,纳瓦罗表示,特朗普并不需要华尔街高管的努力游说,那只会造成反效果。“我要重申,华尔街须退出中美谈判……把你们高盛的钱带到俄亥俄州的代顿,在美国投资。美国总统不需要穿梭外交。”

同样是到法国电视台与法国人辩论西藏归属问题,我随身带去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旧书摊上淘到的,是1826年一位着名的法国地理学家编写的《世界地图册》,其中一张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明西藏是中国的。我把这幅地图一打开,他们顿时傻眼,“西藏不是中国领土”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张地图的呈现,比讲十分钟的话更有说服力,因为在电视上,形象、画面更能说明一切,何况我用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石头”。

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这可能是白宫高官最直截了当地对华尔街提出的警告。考虑到目前占据着白宫的,正是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而华尔街当然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因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今天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争斗已经开始公开化、白热化。只是我们对此显然追踪、研究得远远不够。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研究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上,研究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

如果用文成公主的史实来说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方人是不认同的。因为在欧洲,各国皇室相互通婚是常有的事,不能说一个法国公主嫁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就成了法国的一部分。但我还是从法国的史料中找到了一个佐证,布列塔尼历史上并不属于法国,但当法国把公主嫁到布列塔尼后,布列塔尼就变成了法国的领地。这是布列塔尼独立主义者告诉我的,这个例子一举,一下戳到了法国人的痛处,他们顿时哑火。

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一位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的主席玛丽娜·勒庞却被俄罗斯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

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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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费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33.9%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要知道,西方的主流政党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中国的所谓“反对派”勾勾搭搭、眉目传情的;甚至就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中国的一些所谓“政治异见者”。最近班农甚至在美国公开支持被列为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名单上的中国逃亡海外的犯罪分子。我们为什么要自缚手脚、不去接触西方的反对派呢?这是题外话……

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隐真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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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一位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的主席玛丽娜·勒庞却被俄罗斯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

中国的主持人在访谈前一般会把问题列好发给嘉宾,并事先给嘉宾打电话沟通。而在法国,电视台从来不事先把问题给你,但会给你打电话,目的是摸你的底。开始我不明白,一来电话我就跟他们谈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个问题怎么看。后来我才发现,等你到了电视台,问的问题跟电话里的根本不相关,而是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套让你难堪的问题。法国电视台并不想让你表达你想表达的信息,而是想制造冲突、丑闻,看你出洋相。后来慢慢有经验了,他们再打电话,我就跟他们胡诌,等真正访谈时,绝不受他们的干扰,直陈自己的观点。与西方媒体打交道学会隐真示假很重要。

“左右翼”转变为“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费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33.9%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要知道,西方的主流政党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中国的所谓“反对派”勾勾搭搭、眉目传情的;甚至就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中国的一些所谓“政治异见者”。最近班农甚至在美国公开支持被列为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名单上的中国逃亡海外的犯罪分子。我们为什么要自缚手脚、不去接触西方的反对派呢?这是题外话……

抓住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

事实上,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

“左右翼”转变为“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法国有一个常驻泰国的记者,以旅游者身份获得签证进入西藏,偷拍了一部片子,用来呼应达赖所谓的“西藏正在经历一场文化种族灭绝”的言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敏感的话题。我应邀就这个问题与这名记者、达赖集团驻法国代表以及法国国民议会极端反华的“西藏问题小组”主席进行电视辩论,加上立场明显偏袒达赖的主持人,我面临以一对四的不利局面。我心知肚明,法国那些所谓的“西藏问题专家”,其实都是一些对西藏并不了解的人。当那位记者发言抨击了一番中国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灭绝”这个词在西方非常敏感,因为它会使人联想到二战犹太人的命运。达赖集团确实找到了一个攻击中国的“好词”,只是它完全不符合事实)之后,我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天葬?”那位记者回答说:“我知道。”我从他的迟疑中看出来,其实他并不知道。于是我提高了一点声音再问:“你真的知道吗?”他犹豫了一下,轻声回答说:“知道啊。”这时我已经肯定他对天葬一无所知。于是我说:“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天葬?”他傻了,只好尴尬地承认不知道。于是我就当场解释什么是天葬。这时主持人拼命想打断我,因为尽管她也不知道什么是天葬,但从我的语气和在场达赖代表的脸色看,她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不利于他们攻击中国的问题,因此她拉下文明礼貌的面子不让我说。我坚持在他们的打断声中说完,最后又总结道,大家都知道,天葬是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可能接受的做法,而中国连这种习俗都允许藏人保留下来,说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种族灭绝”岂不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主持人和达赖代表当时拼命地想打断我,阻止我说下去。但他们越是阻止,观众就越是好奇。最后,“天葬”这个法国人闻所未闻的词使他们对中国的污蔑不攻自破。

我早就在文章中提出,西方的政治色谱从左翼到右翼,直到极左、极右,早已经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形成了一个政治光环:极左与极右已经在基层选民部分连在了一起。这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

事实上,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

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长期经营、布局累积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我早就在文章中提出,西方的政治色谱从左翼到右翼,直到极左、极右,早已经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形成了一个政治光环:极左与极右已经在基层选民部分连在了一起。这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

要想改变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我固有成见,绝非一场辩论、一部电影、一个广告、一本书就能做到。而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一个正面、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不是一次援助、一笔商业大单、一场国际会议、一届体育盛会就能办到的。这需要我们深耕细作,润物细无声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才能水到渠成。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让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西方媒体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说中国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的话,所谓“跨国金融资本”却以一种隐形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火眼金晴”来识破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存在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中国人在西方媒体上发声。驻法期间,我有时会在马路上被人拉住,他们会说,“我看过你的节目,我支持你。”可其实聊了几句后才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说过什么,只是因为经常看见我出现在电视上。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事实:只要中国人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良好起点。也许我所言并不能完全改变西方人的看法,但我在法国媒体上代表中国发声,至少会挤掉一个反华分子的出场机会,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成功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培养这方面有潜质的中国留学生,鼓励和帮助他们进入西方媒体工作,帮助国内知名学者出版外文书,扩大他们在西方的影响力。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未来至少需要在每个西方国家培养几十位这样的人,让他们成为传播和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坚力量。

最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我们是怎么与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利益上的对立的呢?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所谓合作共赢,说的就是利益均摊;这不就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统治集团利益、只是要求获得我们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吗?为什么西方统治集团就是要视中国为一种威胁呢?诚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确实构成对西方利益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国早已承诺绝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更何况西方自己也并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会对西方的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呢?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说中国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的话,所谓“跨国金融资本”却以一种隐形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火眼金晴”来识破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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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我们是怎么与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利益上的对立的呢?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所谓合作共赢,说的就是利益均摊;这不就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统治集团利益、只是要求获得我们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吗?为什么西方统治集团就是要视中国为一种威胁呢?诚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确实构成对西方利益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国早已承诺绝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更何况西方自己也并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会对西方的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呢?

重视并利用好纸质媒体

一个“世界政府”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一个“世界政府”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电视节目一经播出就过去了,但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讲清,为此,还要用好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体讲好中国故事。西方人喜欢阅读,纸质媒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播途径,它承载的信息量多且可以流传,有辨别力的人会分析里面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比如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用法文发表,其中提到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达到1亿人。《世界报》看到后派人核实,发现是真的,于是写了篇跟踪报道,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再比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世界”,很多法国人有疑问,因为法文的“和谐”有“把你变成我”的意思。如果直译极易引起法国人的误解。我迅即发表文章,说明“和谐”的意思是指“中国的外交是一个没有敌人的外交”。后来我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现状,又用法语写了一本书叫《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在法国出版后反响很大。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人类之未来。更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才符合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所提出的未来远景都是同样的目标,但维护的阶级利益却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西式民主体制保障的是既存社会秩序,客观上也就是维护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以宗教信仰划分未来世界,要将全世界都“伊斯兰化”……我们中国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也许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的方案。只是,中国的方案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一种愿景。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人类之未来。更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才符合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所提出的未来远景都是同样的目标,但维护的阶级利益却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西式民主体制保障的是既存社会秩序,客观上也就是维护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以宗教信仰划分未来世界,要将全世界都“伊斯兰化”……我们中国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也许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的方案。只是,中国的方案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一种愿景。

借鉴他国经验办好电视广播媒体

然而西方却并不是在空想。他们对此早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实现日期……

然而西方却并不是在空想。他们对此早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实现日期……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热衷于在国外搞电视节目和创办电台,为此花了很多钱,虽然上报的统计数字非常漂亮,但从实际来看,受众寥寥,成效不彰。“今日俄罗斯”和“半岛”是两个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非西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是普京任命他的一个亲信组建的,并给予他莫大的权力,雇佣了很多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用西方人的思维和运作方式去做。“半岛”也一样,聘请了很多BBC的人去做。伊斯兰教、东正教与基督教同属一神教,因此,不管是“半岛”也好,“今日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运营者都非常了解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所以说,办好对外电视广播媒体,重要的不在于规模数量多大,关键是要学会从西方的逻辑思维出发讲好中国故事,采用合理恰当的方式搞好媒体的建设与运营。

本文开始引用的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的话,就是一个证明。

本文开始引用的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的话,就是一个证明。

充分发挥好外国友人的作用

而法国着名政治学家、曾担任过密特朗时代总统府秘书长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世界政府将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

而法国着名政治学家、曾担任过密特朗时代总统府秘书长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世界政府将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

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并用他的所见所闻发表了大量报道,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客观地讲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故事、讲述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故事、讲述朴实善良的中国人民的故事、讲述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故事,在美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宣传不能只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好,还要让别人真心实意地说我们好。要更好地利用社会和人文交流途径,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用事实和情感真诚地打动他们,让他们把一个真实、鲜活、正面的中国讲述给他们本国人民,讲述给全世界。

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美国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早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名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就已经断言,人类历史的方向已经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终结”点。也就是说,世界政府将意味着全球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将建立民主体制之时,便是世界政府诞生之日。对于福山而言,世界未来已经没有疑问或困惑。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疑问。后来尽管发生了着名的“福山—张维为之争”,福山也没有改变他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实现的时间”被推迟而已。福山不是提出这类思想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从历史上人类就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方向?是否朝的是同一个方向?如果有方向,而且也确实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终点。

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美国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早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名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就已经断言,人类历史的方向已经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终结”点。也就是说,世界政府将意味着全球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将建立民主体制之时,便是世界政府诞生之日。对于福山而言,世界未来已经没有疑问或困惑。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疑问。后来尽管发生了着名的“福山—张维为之争”,福山也没有改变他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实现的时间”被推迟而已。福山不是提出这类思想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从历史上人类就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方向?是否朝的是同一个方向?如果有方向,而且也确实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终点。

四、新时代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讲好中国故事赋予了非凡的战略意义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福山只是西方未来学说的一个传播者,而并不是立言者。他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民主和自由”体制。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学术流派众多,但在指向世界发展前景时,西方所有的学说却都几乎大同小异的,其核心即“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发现,占据着主流舆论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以“全球化”为纲,试图将人类导向一个由“民主选举政治体制”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统治的模式,当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模式:民主选举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福山只是西方未来学说的一个传播者,而并不是立言者。他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民主和自由”体制。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学术流派众多,但在指向世界发展前景时,西方所有的学说却都几乎大同小异的,其核心即“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发现,占据着主流舆论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以“全球化”为纲,试图将人类导向一个由“民主选举政治体制”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统治的模式,当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模式:民主选举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实际上是第一大经济体),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难得的战略契机。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寻求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因此,西方财团不希望跟中国彻底交恶,当然也就不会允许他们控制的政府和媒体无底线地抹黑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没见过他们找俄罗斯人或者伊朗人到电视台为俄罗斯、伊朗辩护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他们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利益无关痛痒,但对中国却需要把握一个平衡。据统计,现在法国媒体上每天出现的中国新闻仅次于美国和中东。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世界走向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无法逆转的时候,面对来自全球性的挑战——如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关系、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传染病等等)——时,建立世界政府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世界走向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无法逆转的时候,面对来自全球性的挑战——如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关系、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传染病等等)——时,建立世界政府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过去,我们认为西方不了解我们,对西方外宣的主基调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没发展到你们那个阶段,还做不了你们现在做的事情”,主要目的是避免西方误解。但我们慢慢发现,其实西方国家很了解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制度的优缺点,但就是希望我们变成他们的样子,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控制我们。对于西方而言,控制一个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变成“民主选举制”国家,这样,他们就能运用所掌控的全球媒体非常娴熟地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操控。对此,法国着名学者伊格纳乔·拉莫内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量身定制的民主》中说:“华盛顿一贯以‘非民主体制’来贬低其敌对国家,唯一能够逃脱这一诋毁的条件,就是‘自由选举’,而如果选出来的不是华盛顿所青睐的还是不行。只有选出一位亲美的人,才是民主。”

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人类共同和谐共处,多么美好的未来前景!

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人类共同和谐共处,多么美好的未来前景!

在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抵御西方颜色革命最有力的武器。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告诉西方乃至世界,中国有中国的模式,这个模式最适合中国,不可替代,同时,这个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路径选择。模式是什么?模式就是竞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竞争。中国不向西方“输出”中国的模式,西方也不要指望向中国“输出”西方的模式。今天在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这场竞争中,谁胜谁负还未可知,但西方的衰落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模式正在影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的就是中国模式。”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将会不寒而栗:美国或法国的今天,一个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政府的今天,会是全人类的明天吗?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将会不寒而栗:美国或法国的今天,一个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政府的今天,会是全人类的明天吗?

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西方一向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尽管面临种种问题,但他们始终认为没有比这种体制更好的了。正如丘吉尔所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坏体制,但所有现行的其他体制都更加不行。”于西方而言,问题和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了一个可行的、与西方现行体制不同的替代模式。正因如此,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也更加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意义。

一个失去货币发行权的世界政府?

一个失去货币发行权的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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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婴儿,都已经背负着高达32000欧元的债务。因为国家的债务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通过税收来偿还的。而法国这个6600万人口的国家到2017年底已经负债高达22998亿欧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21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所谓国家债务,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简化之,就是国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过了收入。于是国家便负债。

法国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婴儿,都已经背负着高达32000欧元的债务。因为国家的债务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通过税收来偿还的。而法国这个6600万人口的国家到2017年底已经负债高达22998亿欧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21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所谓国家债务,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简化之,就是国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过了收入。于是国家便负债。

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巨额负债现象呢?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过度福利化的社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法国对富人征税不够。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批评政府开支过高。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法国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专着,已经将这些谎言彻底揭穿了。

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巨额负债现象呢?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过度福利化的社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法国对富人征税不够。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批评政府开支过高。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法国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专着,已经将这些谎言彻底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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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济学家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在这本《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中明确指出,法国之所以会欠下了巨额国债,就是因为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将法国原来由国家拥有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私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从此法国国家预算开始从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预算,进而导致法国国家债务日攀月升、直至今天的22998亿欧元……

上图:2018年12月3日,法国巴黎,救护车司机在法国国会附近示威,阻塞交通,抗议工作环境,呼吁撤销《金融社会保障法》第80条。

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货币发行权为什么会导致国家巨额债务,历史上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至少在出现网络之前。因为其中的奥秘实在是非常难懂。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构思并实施国家发展大计。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国家财政预算。国家预算制定以后,国家便通过中央银行举债借钱,根据制定的预算规划进行投资发展经济。到年终时再通过税收将投资的钱收回国库,国家再归还给中央银行。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活动之后,在归还了中央银行的债务之后,应该有所盈余,这样,国家就会越来越富裕。说白了,中央银行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钱的角色。只是,钱是不能随意印刷的,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预算来确定。显然,如果钱印多了,当然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作者经济学家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在这本《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中明确指出,法国之所以会欠下了巨额国债,就是因为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将法国原来由国家拥有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私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从此法国国家预算开始从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预算,进而导致法国国家债务日攀月升、直至今天的22998亿欧元……

法国在通过上述《银行法》的时候,专家们是这样论证的:由于国家通过其控制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至于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可能超发货币,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将发行货币的机构从国家手里独立出来。并且将其私有化,让国家在借债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的利率。这样,国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印钱。通货膨胀也就可以因此而消失。因而私立的中央银行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制衡工具。

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货币发行权为什么会导致国家巨额债务,历史上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至少在出现网络之前。因为其中的奥秘实在是非常难懂。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构思并实施国家发展大计。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国家财政预算。国家预算制定以后,国家便通过中央银行举债借钱,根据制定的预算规划进行投资发展经济。到年终时再通过税收将投资的钱收回国库,国家再归还给中央银行。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活动之后,在归还了中央银行的债务之后,应该有所盈余,这样,国家就会越来越富裕。说白了,中央银行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钱的角色。只是,钱是不能随意印刷的,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预算来确定。显然,如果钱印多了,当然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控制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独立”的。事实上,它不是属于政权,就是属于资本;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中国属于前者,美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则属于第三者。当中央银行类属于政权时,无论是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公共”银行,其根本服务目标都是为广大民众的。而当中央银行属于资本、服务资本的时候,它的本质属性当然就变了,它的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成为资本本身了!

法国在通过上述《银行法》的时候,专家们是这样论证的:由于国家通过其控制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至于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可能超发货币,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将发行货币的机构从国家手里独立出来。并且将其私有化,让国家在借债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的利率。这样,国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印钱。通货膨胀也就可以因此而消失。因而私立的中央银行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制衡工具。

法国《银行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借债时必须支付利息。过去政府在向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借债时,政府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而《银行法》将中央银行“私有化”后,规定政府不得不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债。正是这4%的利率,成为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源,今天已经压得法国喘不过气来。法国从1973年通过银行法之前,国家预算一直是平衡、甚至是盈余的;通过银行法之后,法国开始走下坡路;从1978年伊始,法国开始成为一个预算赤字的国家。正是因为要支付给私人中央银行4%的利率,法国开始负债。到2011年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17000亿欧元,其中14000亿欧元的债主是借钱给法国国家的银行收取的利息。今天,归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已经成为法国政府预算的第一大开支。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控制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独立”的。事实上,它不是属于政权,就是属于资本;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中国属于前者,美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则属于第三者。当中央银行类属于政权时,无论是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公共”银行,其根本服务目标都是为广大民众的。而当中央银行属于资本、服务资本的时候,它的本质属性当然就变了,它的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成为资本本身了!

其最荒诞的地方是,这些债务今天已经成为债滚债的根本来源。法国到2011年时每周的支出为90亿欧元,而其中20亿欧元是为了还债、10亿欧元是为了支付债务的利息。而2011年当年法国政府每周的税收只有50亿欧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场借亏空的40亿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每周的开支本身又在继续产生着4%的利率。到了2017年,法国一年归还的债务及利息是1440亿欧元,但到哪里去寻找这笔钱呢?法国不得不新借2160亿欧元作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开支。显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形成了债滚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法国很有可能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巨额债务了。

法国《银行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借债时必须支付利息。过去政府在向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借债时,政府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而《银行法》将中央银行“私有化”后,规定政府不得不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债。正是这4%的利率,成为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源,今天已经压得法国喘不过气来。法国从1973年通过银行法之前,国家预算一直是平衡、甚至是盈余的;通过银行法之后,法国开始走下坡路;从1978年伊始,法国开始成为一个预算赤字的国家。正是因为要支付给私人中央银行4%的利率,法国开始负债。到2011年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17000亿欧元,其中14000亿欧元的债主是借钱给法国国家的银行收取的利息。今天,归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已经成为法国政府预算的第一大开支。

其实法国历届总统都在想着归还这笔巨债,想将其归零,以便国家能够重新轻装出发。他们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出售法国国有资产。根据法国一位债务专家让·鲁的计算,法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到2007年已经抛售了法国国有资产的50%。1986年法国国家拥有的资产大约为8000亿欧元;到2007年已经抛售5000亿欧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抛售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最主要的几条高速公路就都已经私有化了。法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巴黎巴银行也私有化了。法国的电、水、邮、铁等诸多国家拥有的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在萨科齐当政时甚至抛售国家拥有的黄金……然而这种方式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国今天的国有资产被估计仅剩2000亿至2500亿欧元。

其最荒诞的地方是,这些债务今天已经成为债滚债的根本来源。法国到2011年时每周的支出为90亿欧元,而其中20亿欧元是为了还债、10亿欧元是为了支付债务的利息。而2011年当年法国政府每周的税收只有50亿欧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场借亏空的40亿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每周的开支本身又在继续产生着4%的利率。到了2017年,法国一年归还的债务及利息是1440亿欧元,但到哪里去寻找这笔钱呢?法国不得不新借2160亿欧元作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开支。显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形成了债滚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法国很有可能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巨额债务了。

如果明天的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国政府的现状,我们立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前景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政府的债务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当这个世界政府也要通过同样的规律向私人中央银行借债维持经济运行的话,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支付4%的印钱的费用,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经济能够运作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经济,就如同今天的法国或美国一样。

其实法国历届总统都在想着归还这笔巨债,想将其归零,以便国家能够重新轻装出发。他们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出售法国国有资产。根据法国一位债务专家让·鲁的计算,法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到2007年已经抛售了法国国有资产的50%。1986年法国国家拥有的资产大约为8000亿欧元;到2007年已经抛售5000亿欧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抛售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最主要的几条高速公路就都已经私有化了。法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巴黎巴银行也私有化了。法国的电、水、邮、铁等诸多国家拥有的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在萨科齐当政时甚至抛售国家拥有的黄金……然而这种方式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国今天的国有资产被估计仅剩2000亿至2500亿欧元。

法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法国今天似乎已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国政府内部有多少“银行家”或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人吧。以奥朗德时期的政府为例:在总理让—雅克·艾罗和总统奥朗德身边,共有OBC银行、艾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基金、Natixis银行、农业投资银行、Lazard银行、Landier投行、兴业银行、HSBC法国银行、Lazard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各大银行出身的各类顾问十几名。其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培养的马克龙当选为今天法国总统。

如果明天的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国政府的现状,我们立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前景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政府的债务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当这个世界政府也要通过同样的规律向私人中央银行借债维持经济运行的话,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支付4%的印钱的费用,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经济能够运作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经济,就如同今天的法国或美国一样。

更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法国很多部长都是从一个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这个俱乐部叫“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国总统福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6年创立、Lazard银行赞助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使两国关系接近的未来政治家。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奥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过该俱乐部的培训。法国第五共和国八位当选总统中,至少有三位与银行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蓬皮杜总统和目前在任的马克龙总统都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高管;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则正是法国1973年银行法的始作俑者。

法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法国今天似乎已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国政府内部有多少“银行家”或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人吧。以奥朗德时期的政府为例:在总理让—雅克·艾罗和总统奥朗德身边,共有OBC银行、艾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基金、Natixis银行、农业投资银行、Lazard银行、Landier投行、兴业银行、HSBC法国银行、Lazard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各大银行出身的各类顾问十几名。其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培养的马克龙当选为今天法国总统。

我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媒体和政权。资本控制着媒体、资助着政治家,进而影响着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资本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的主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总是要求中国尽快走上西式选举道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要求中国执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一定会选出一个同样的或类似的议会和政府、通过同样的或类似的银行法,最终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不劳而获,永远生存在所有劳动者的背上……

更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法国很多部长都是从一个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这个俱乐部叫“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国总统福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6年创立、Lazard银行赞助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使两国关系接近的未来政治家。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奥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过该俱乐部的培训。法国第五共和国八位当选总统中,至少有三位与银行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蓬皮杜总统和目前在任的马克龙总统都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高管;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则正是法国1973年银行法的始作俑者。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要建立一个“民主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并成立“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政府”为目标、将全球纳入同一个统治模式之中了吧。

我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媒体和政权。资本控制着媒体、资助着政治家,进而影响着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资本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的主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总是要求中国尽快走上西式选举道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要求中国执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一定会选出一个同样的或类似的议会和政府、通过同样的或类似的银行法,最终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不劳而获,永远生存在所有劳动者的背上……

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要建立一个“民主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并成立“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政府”为目标、将全球纳入同一个统治模式之中了吧。

“建立世界政府”这个思想意识被披露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

争议并非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太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内涵。争议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建立世界政府”这个思想意识被披露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我们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西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争的范畴,而集中在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上。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等政治示威活动都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所组织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华尔街及其所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及其对世界的统治。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法国“黄马甲运动”……

争议并非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太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内涵。争议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我们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西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争的范畴,而集中在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上。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等政治示威活动都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所组织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华尔街及其所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及其对世界的统治。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法国“黄马甲运动”……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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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
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法国“黄背心”运动中破碎的雕像 图片来源:推特@Revolutions19e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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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金融资本与特朗普:不同性质的“反华”

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金融资本与特朗普:不同性质的“反华”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他提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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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他提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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