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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摘要:
据中评社北京12月28日报道,东方早报刊载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的文章指出,一度战云笼罩的东北亚局势渐渐平静下来,2010年也即将结束。然而,中国周边风云突变的2010年却注定值得我们长久铭记。因为正是这一年,中国崛起的中国周边突变 追求与西方进阶式互动
据中评社北京12月28日报道,东方早报刊载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的文章指出,一度战云笼罩的东北亚局势渐渐平静下来,2010年也即将结束。然而,中国周边风云突变的2010年却注定值得我们长久铭记。因为正是这一年,中国崛起的步伐几乎被打乱,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不甘心做二流国家而宣布重返亚洲,从此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向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紧逼。尤其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过程中,不少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邻国还与美国共舞,帮助美国达成了“屣合”转化之势。  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在急谋对策和重新评估国际安全环境的同时,亦当反求诸己,着眼于长远发展,反思中国走向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长期以来,中西关系困难重重,双方似乎都没有找到一条消除隔阂和走向共赢的有效路径。中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紧密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却缺乏政治信任和长远稳定的关系。这种停留在表层的中西关系显然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然而,困难并非就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现在是以中西“进阶式”互动关系取代过去“弹子球式”互动关系的时候了。  “超价值观外交”行不通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超价值观外交”的回旋余地将越来越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可概括为中国主要受益于世界。中国在对外来资金、管理、技术及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学习中成为“世界工厂”;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世界相互受益。在该阶段中国既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中获益,同时又为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笔者认为该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建设性力量。在该阶段,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期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内容和方式必须升级,尤其是中西关系必须摆脱和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和经济依赖关系。遗憾的是,最近中国与欧洲的互动仍未完全摆脱利益互动的痕迹。中国对欧洲赠送“大礼包”或许有助于短期的外交脱困,却不能打破中欧周期性“争吵”。这种取向的互动对欧洲国家而言无异于趁机向中国打秋风,表面上“友好”,实际上还是冲突的间歇,对于实现中欧之间长远和稳定的关系收效甚微。  从“利益共同体”  到“文明共生体”  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中华民族进入到一个塑造新文化认同的时代,不能光有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还要有更宽广的文化资源。其实,中国与世界“进阶式”互动空间很大,从以“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互动进阶到以“安全共同体”甚至“文明共生体”为目标的互动,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攻方向。  中国与西方世界进阶式互动最需要加以自我校正的一种观念就是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但这种差异不要被人为放大,更不要试图推广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同属于现代政治体制,政治效能和治理实效更是没有多大差异。实际上,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价值和优点,应该说彼此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彼此的差异。更何况中国包容的历史文化特征有助于人类新文明的创生,而不是制造一个相反的文明彼此对抗。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甚至巩固了西方领导和塑造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崛起并不代表或导致西方不可避免的“衰落”,未来世界的战略格局亦不应是简单的东西方对抗。例如,在促使和说服西方接受中国进入国际领导力量的行列,以及中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来维护由美国所创造的全球自由秩序上,中美对话的空间就很大。因此,与单纯的“资源友爱”或贸易关系相比,中国与西方世界进阶式互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里树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在文化和价值塑造层面与西方世界主动沟通,致力于培育共识,同时让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和相互欣赏、人民之间的友谊成为国与国关系的牢固纽带。  企业“走出去”后  要学会建立“根据地”  中国与世界“进阶式互动”落实在行动上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打造中国走向世界的“仁义之师”。“走出去”是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形成与制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然而,在“韬光养晦”方针指导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不要求中国企业在政治、文化或其他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而是尽可能地低调、谨慎,“闷头发大财”就可以。所以多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非常专注地从事经济活动,而相对忽视了其他责任。西方国家往往以此说事,诟病中国企业缺乏本土化战略和社会责任意识。当前情况下,“掩耳盗铃”般的“低调”和“无为”已经难以为继,中国企业接单做生意的同时必须关注东道国社会的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期望或需求。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意愿和充分的准备,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树立良好形象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尤其善于做群众工作,建立军民鱼水关系,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然而,现在的中国企业却更像“野战军”,虽然资金雄厚,能够在竞标中“攻城略地”,却不善于建立“根据地”。因此,只要中国走出的企业能够像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那样,建成一支中国企业的“仁义之师”,中国经济军团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打消西方批评中国的借口,减少海外各种所谓的“排华”、“拒华”现象。  英国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利益。”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这句话可能已经过时。中国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名篇《鬼谷子》曾写道:“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在中美关系、中西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转折的今天,我们应当更深刻地领悟古人之言。我们不排除大国力量均衡仍是重要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大人物”手中的权杖,但今天的游戏毕竟需要亿万普通人的参与。“恶有背之善有投,两相较,取德者从之”,在今天仍有深刻现实意义。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内容和方式必须升级,尤其是中西关系必须摆脱和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和经济依赖关系。

对话人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探析中国道路与经验,试图回答为何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验是近年来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关键词之一,此外还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中国崩溃论”在实践中破产《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也有一些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声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愿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王英津;西方国家;崩溃;发展模式;张清敏;中国道路;文明;金融危机

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如何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10月27日,在华侨大学召开的“金砖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7年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旗帜、新方向、新要求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话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正如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所言,十九大报告对国际形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精确判断,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了顶层设计。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蓝图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占据了突出位置,十九大报告将其明确定位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黄峥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既是对中华民族“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案。

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峥表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方向、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回答了“人类社会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要从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角度,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贡献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如是说。近年来,“中国”因素逐渐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海外学者纷纷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探析中国道路与经验,试图回答为何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

外交学院英语系国际问题研究教研室副教授冯继承分析了历史上大国外交范式创新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关系。她认为,大国外交范式创新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和方式。近代以来,英国外交塑造了均势秩序,这是国际秩序的1.0版本;二战之后,美国外交主导建立了混合型权力秩序,这是国际秩序的2.0版本;新时代中国外交提出的“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具有范式创新的意义,将推动形成国际秩序演变历程中的3.0版本。

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实践

丰富拓展新型国际关系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验是近年来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关键词之一,此外还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主权国家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当今时代,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处理好国家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把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拓展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王英津:衡量一个政治体制模式好或不好的标准是: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依此标准来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值得肯定。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一带一路,充分彰显了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冯绍雷看来,一带一路倡导包容合作,不设国别范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排他性安排;选择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契合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展水平;尊重主权,不强调超越主权的体制构建。他认为,一带一路体现的中国式路径,是世界从危机走向未来新秩序建构的务实选择。

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稳定发展,同时必须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在建立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模式过程中,需要警惕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所揭示的发展逻辑,避免出现因转型过急而导致的“风化脱落或解体”风险,适时完成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注重打造政府的法理型权威。

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章前明从东亚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视角,谈到了一带一路对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意义。章前明认为,国际上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法律和理性规范的欧盟方式,一种是采用社会与文化规范的东盟方式。而一带一路提供了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第三种方式,即以发展促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提升经济发展能力是确保地区安全的真正法宝。一带一路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推动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有利于培育起政治互信;通过合作共赢打造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形成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

张清敏:谈到中国经验时,人们往往关注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想强调,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杰出工作是分不开的。政治的连续性决定了外交工作的连续性,外交工作的连续性又体现国内政治的连续性。中国始终谋求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稳定,积极发展合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遵循了外交的本质,保持了外交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与历史上大国通过战争争夺世界霸权、走向权力之巅的老路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谈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破”与“立”时,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钮菊生表示,当前美国从全球治理领域大幅度后撤,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键任务就是要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起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有着众多的“邻居”,保持周边关系的良好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经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进而通过实际行动建立和加深相互之间的信任。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行动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再如,中国把历史遗留的、敏感的海洋领土争议问题,置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中考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不是让这些争议主导中国与邻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大局,进而与东盟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迎来双边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些外交经验,都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作为改变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依托力量,金砖机制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认为,在当前逆全球化抬头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课题。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与大国态度是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两大关键变量。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越开放,大国态度越积极,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越顺利。在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封闭期的情况下,大国态度至关重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发挥好金砖机制作用,聚合金砖国家力量,将更有利于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中国崩溃论”在实践中破产

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也有一些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声音。这些声音经过实践的检验,并没有成为现实。是什么导致这些声音在西方层出不穷?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彰显了中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谢韬:“中国崩溃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章家敦。他在2001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宣称他的“预言”将在5—10年内成为现实。然而,中国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在2006年或者2011年“崩溃”。因此,章家敦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即将崩溃:2012版》。在文章中,他承认自己原来的预言错了,但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预言:“我敢打赌,中国将在2012年崩溃。”今年已经是2017年了,章家敦已无力再来一个“中国即将崩溃:2018版”。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达成。“民心相通的定义和原理是什么?什么是促进民心相通最有效的策略?”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胜军近来经常思考的问题。民心相通涉及跨文化交流、心理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的诸多命题,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张胜军研究发现,文化的“焊接工程”实际上是民心相通的核心工程。只有把当地的大众文化焊接到中国式工业化体系、现代化体系、共同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去,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不可否认,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环顾世界,其他国家也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尤其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基础设施破旧不堪,公共教育水平下滑,财政赤字巨大。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畅销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如此描述美国:家族统治重新抬头,法院和政党治国,由于多重否决而深陷政治僵局。在大西洋彼岸,许多欧洲民主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然而,却从未有人宣称美国或者欧洲即将崩溃。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黄日涵以中国企业在巴勒斯坦、斯里兰卡、缅甸投资的案例为切入口,分析了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风险防控问题。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700亿美金,未来投资存量空间超过8000亿美金,如何保障如此庞大体量的海外利益安全值得思考。他建议,海外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好”,也要“说得好”,要提高与当地民众打交道的意愿和能力;积极发展海外媒体,提高应对突发舆情的能力;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沟通联络桥梁作用;加强海外风险评估研究。

“所有国家,威权或民主,都会走向衰败”,福山这样写道,“关键是看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并重新焕发活力”。然而,面对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中国正在经历不同以往的政治历练,但与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危机困境不同,中华民族在浴火新生中的伟大复兴必将为世人所敬重。

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承办。

西方模式日渐“力不从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观点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道路。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王英津: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有各自特定的历史渊源和脉络。中国以保障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延续性为出发点,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国情。这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国情,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

与中国政治体制相比较,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衡结构下,政府缺乏应有的权威,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这个“黑洞”中消耗殆尽。

事实上,分权制衡结构下的政府权威不足现象,从该体制诞生之日起就是如此。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社会分工和社会事务均比较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该政治体制满足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需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特别是进入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该体制的政治调控能力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日渐“力不从心”。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20世纪前半期的这些调整曾使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端得到部分补救。但时至今日,随着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力不足使其难以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尤其是应对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在20世纪末以来不断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发现了西方民主体制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加以矫正。20世纪初,孙中山也看到了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五权宪法”构想以代之。今后西方国家该如何通过修补、完善其政治体制来提升政府能力,以更好地驾驭和调控社会,是西方国家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重要任务。

以包容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与中国道路对世界的贡献?

张清敏:中国的经验是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国际社会,与外部世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与现有国际体系相对立。中国积极融入世界,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不仅促进了自己的发展,而且对世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王英津:从发展模式来看,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均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优秀成果,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对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政治体制及不同发展模式和道路,应包容并存,共同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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